我指挥了八年抗日战争第105章 钟山风雨洗国耻秦淮烟月照归舟

一九四五年九月重庆的秋老虎虽然依旧盘踞在山城上空但那股令人窒息的燥热似乎在一夜之间被某种更为炽热的情绪所取代。

嘉陵江的涛声依旧但听在耳中已不再是悲壮的呜咽而是胜利的凯歌。

这座在雾气与轰炸中坚守了多年的陪都此刻正沉浸在一种近乎眩晕的狂喜之中。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并没有像街头的百姓那样酩酊大醉。

相反我的大脑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甚至带着一丝冰冷的理智。

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不再是作战地图和伤亡报告而是关于受降、接收、复员以及……那个更为棘手的北方问题的绝密档案。

九月的第一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东方的海洋与旧都南京。

九月二日清晨。

我早早地来到了参谋本部的机要室。

这里聚集了几十名参谋和通讯员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盯着那台大功率的军用收音机。

虽然我们身在内陆但我们的心早已飞到了几千公里外的东京湾。

那里此时此刻正停泊着美国海军的密苏里号战列舰。

九点零四分广播里传来了现场记者的解说声。

声音伴随着电流的杂音显得有些遥远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样砸在我们的心上。

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在投降书上签下了名字。

听到这一句时机要室里爆发出了一阵压抑的欢呼声。

身边的刘斐这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作战厅长此刻眼眶通红手里的铅笔被他硬生生地折断了。

我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靠在椅背上。

我想起了八年前我们在庐山做出抗战决定时的悲壮；想起了淞沪战场上那些填进绞肉机的师团；想起了南京城破时的冲天火光。

八年了。

我们终于熬到了这一天。

我们在别人的军舰上看着我们的敌人低头签字。

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落幕但对于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来说这是重生的洗礼。

但我没有时间去感伤。

签字仪式一结束我就立刻召开了关于南京受降仪式的筹备会议。

我要去南京。

我要亲自去那座埋葬了三十万同胞的城市看着冈村宁次交出他的佩刀。

九月四日我作为受降先遣团的负责人乘坐美军的C-47运输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

飞机在云层中穿行机翼下的山河破碎而壮丽。

长江像一条金色的带子蜿蜒向东。

我看不到地面上的弹坑但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像伤疤一样刻在大地上。

下午飞机降落在南京大校场机场。

当舱门打开的那一刻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

这是江南特有的气息混合着泥土、植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焦糊味。

我走下舷梯脚踩在南京的土地上。

那一瞬间我的腿有些发软。

不是因为长途飞行的疲劳而是因为一种巨大的历史重量压在了我的肩上。

前来迎接的是新六军的先头部队指挥官。

这些装备精良的士兵此刻正荷枪实弹地守卫着机场。

而在机场外围我看到了成群结队的日军士兵。

他们虽然还背着枪但已经摘掉了领章和帽徽正垂头丧气地在我们的监视下搬运物资。

这就是战败者。

我坐上吉普车驶向市区。

沿途的景象让我心痛。

曾经繁华的南京城如今满目疮痍。

许多建筑依然保留着八年前战火留下的痕迹断壁残垣之间长满了荒草。

路边的百姓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他们看着我们的车队眼神中既有期盼也有一丝不敢置信的惊恐。

我暗暗发誓我不仅要收复这座城市还要让它重新活过来。

我们把指挥部设在了原励志社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

这里将是几天后受降大典的现场。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得脚不沾地。

我要确认受降仪式的每一个细节。

会场的布置、座位的安排、警卫的部署、甚至签字用的笔墨我都必须亲自过问。

我对负责会场布置的工兵营长说把那个大礼堂给我打扫干净。

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要用水洗一遍。

我们要把日本人的晦气彻底洗掉。

我还特意嘱咐在会场正中央悬挂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我要让国父看着他的信徒们回来了把侵略者赶走了。

九月的第二周历史定格在了那个庄严的时刻。

九月九日重阳节。

南京的天空有些阴沉云层压得很低仿佛老天爷也在屏息凝视着这即将发生的一幕。

早上八点我就站在了中央军校大礼堂的门口。

礼堂外旗帜招展。

通往礼堂的道路两旁每隔五步就站着一名新六军的士兵。

他们手持汤姆式冲锋枪头戴美式钢盔挺胸抬头那是胜利者的姿态。

八点五十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一行七人抵达。

我站在二楼的回廊上冷冷地看着他们。

冈村宁次这个曾经在中国战场上呼风唤雨的所谓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此刻像个行将就木的老人。

他脸色苍白步履沉重光秃秃的脑袋上渗着汗珠。

他没有佩戴军刀这是我们特意要求的作为战俘他不配佩戴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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