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为什么要选择隐瞒……说到底也是迫不得已。
那时的慈父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尤其是对那些胆敢在他眼皮底下耍花招的人。
一旦让他知道有人欺上瞒下事情就绝不会简单收场——那些被契卡揪出来的人可都是他亲自派下去的。
以他当时的脾气恐怕连审都懒得审直接一纸命令把整批人全拖出去毙了。
这让陈树生心里直摇头。
人总不能从一个极端直接蹦到另一个极端吧?有些事情总得留点余地总得折中考虑。
可问题是放任不管的后果又该有多恶劣? 本来这种麻烦事该由捷尔任斯基来处理的。
那个铁面人虽然手腕强硬但至少讲道理。
只要把问题摊开把利害说透他自然能权衡轻重把事情压下去不至于闹到血流成河的地步。
可偏偏……捷尔任斯基在26年就撑不住了他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那份高压最终在某个冰冷的清晨彻底停止了跳动。
于是沟通的重担全落在了陈树生肩上。
他和慈父磨合了很久可有些东西不是时间就能完全弥合的。
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行事节奏也不同有时候一个决策的延迟一次意见的偏差就会让整个工作进程卡住。
而恰恰是这些短暂的“耽误”让某些人嗅到了机会。
他们开始松懈开始试探最后甚至肆无忌惮。
捷尔任斯基死了他们以为再也没人能按住他们了以为头顶上的那把剑终于消失了。
结果呢?那群人还真就把客气当福气蹬鼻子上脸了。
慈父的话被当成了耳旁风文件批示被阳奉阴违甚至他最好的兄弟——大基洛夫那个被所有人默认的下一任接班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街头。
凶手倒是抓到了可偏偏是个孤狼嚷嚷着自己只是“报复社会”唯一的目击证人在押送途中“意外”身亡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了。
这是在糊弄谁呢?真当慈父是傻子? 所以当大清洗的提议摆上台面时陈树生连半点犹豫都没有直接举双手赞成。
他受够了——政策推不动朋友被出卖暗杀成了家常便饭。
中层干部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干脆躺平摆烂;高层更绝直接和下面的人勾肩搭背把利益网织得密不透风。
最要命的是工业化明明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却被这群蛀虫拖得寸步难行。
不清理不行了。
但问题在于这事儿不能大张旗鼓地干。
要是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反倒会让矛头全指向自己。
得悄无声息地来像修剪疯长的枝蔓一样一刀一刀地削直到整棵树重新变得笔直。
否则今天你清理别人明天就可能被别人清理。
但很可惜慈父这次没把陈树生的话听进去。
或者说他听进去了却选择了另一种更直接的方式。
陈树生也没工夫再劝他手头的事已经堆成了山——必须赶在战争爆发前把农业和工业的齿轮严丝合缝地卡在一起。
那会儿的场景现在想起来简直魔幻得可笑。
所有人都在争论集体农庄的产量讨论五年计划的指标为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分配吵得面红耳赤。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文件堆得比伏特加酒瓶还高。
可就是没人愿意抬头看看窗外——邻居家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黑烟坦克工厂的机器声隔着边境线都听得见。
陈树生有时候半夜从办公室出来站在走廊上都能听见远处隐约传来的金属撞击声。
那不是他们的工厂声音是从西边飘过来的。
可那些争论不休的同僚们好像集体得了选择性失明硬是看不见人家已经在磨刀了而且磨得锃亮。
“再这么下去咱们都得进奥斯维辛当肥皂。
” 陈树生有次在酒桌上半开玩笑地说。
结果在座的人要么没听懂要么觉得他在危言耸听。
最讽刺的是就在他们为拖拉机产量斤斤计较的时候隔壁的坦克装甲都已经开始量产了。
现在想想那会儿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自己人这种近乎天真的盲目。
就像一群人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野餐还在为谁该分到更大的那块馅饼争得不可开交。
托派那帮人整天吵吵嚷嚷的活像一群聒噪的乌鸦。
这边刚有人拍桌子喊“无聊我要看到血流成河”那边就有人扯着嗓子煽动“发财吧农民兄弟们!”。
后面那个暂且不论但前面这个必须得掰扯清楚。
陈树生其实跟托洛茨基私交不错毕竟这位苏联红军之父 确实有两把刷子。
虽然他的某些主张跟当时大洋彼岸的局势有些出入但本质上并不离谱——人家的大方向是想通过世界革命来打乱敌人的阵脚这思路本身没毛病。
问题就在于时机不对。
苏联自己都还没站稳脚跟呢就想着去掀别人的桌子这不是找死吗?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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